出台“一意见两方案”，即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意见和“五强五化”党组织建设方案、区属国企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持续加强区属国企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立区属国企党校和各分教点，采取“1+N”的办学模式，全面提升国企55个党支部、685名党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将区属国企党校和各分教点打造成展示白云国企改革成就的窗口和宣传国企党建的品牌阵地。建立重大事项决策权责清单及前置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出台国企独立法人企业党支部（党总支）集体研究把关企业重大事项工作指引，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在企业落地落实。将党建工作考核纳入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印发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制考核暂行办法，并每年更新考核指标体系，完善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
此次活动吸引了社区党支部在册党员、居住地党员、辖内爱心企业、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村民群众及文艺团体等积极参与。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含庆“七一”文艺汇演暨公益列车启动仪式、健康同行车厢服务的公益义诊等。
可转债“零违约”历史在二季度的结束并未导致公募大幅减配该类资产，后者在公募所持债券资产中的权重环比基本不变，作为可转债重要机构投资者的公募基金，把配置的侧重点放在了银行、电子、电力设备、汽车、公用事业等板块可转债上。
进入三季度之后，可转债行情出现波动。截至8月27日，中证可转债指数当季涨幅-5.55%，次于2022年一季度的-7.94%。
不过，与2022年一季度不同，从机构观点来看，导致本轮可转债市场调整的原因，除了其价格随股市下跌外，更多来自可转债“零违约”的结束和评级的下调，从而引发市场对其信用风险的关注。
公募资产配置方面，二季度中后期发生的可转债违约并未导致其明显减配该类资产。
截至二季度末，公募所持可转债市值2761亿元，环比增长1.53%，其在公募所持债券资产中的占比仅下降0.06个百分点。站在市场的角度看，即便可转债出现了波动，公募基金基本选择了坚守，整体上发挥了“压舱石效应”。
不过，从细分市场层面看，包括偏股基金、二级混合债基等在内，二季度减持可转债的基金类型不在少数，但其减持带来的影响又因为一级混合债基及中长期纯债基金的增持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对冲。
即便可转债内部，按照行业划分也存在分化，来自银行、电力设备、电子、汽车等行业的可转债被增配，农林牧渔、非银金融等行业则被减配。
零星的违约和少数下调评级
作为一类兼具债股特性的资产，可转债的市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股市影响。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8月27日，中证转债指数三季度以来涨幅为-5.55%，次于2022年一季度的-7.94%。
2024年三季度及2022年一季度，上证指数涨幅分别为-4.00%和-10.65%。但是，不同的是，2022年一季度，可转债指数的表现领先上证指数2.71个百分点，2024年三季度则落后1.55个百分点。
2024年以来，个别可转债出现违约。4月30日，“搜特退债”发布“预计无法兑付回售本息”的违约公告，成为历史上首只违约的可转债。6月3日，“鸿达退债”发布类似公告。其后，“蓝盾退债”、“岭南转债”等也先后公告违约。
“广汇转债”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违约。因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广汇汽车自6月21日起连续发布了11份“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最终，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在8月28日终止上市并摘牌。
除了违约，部分可转债也出现了评级下调。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8月21日，2024年以来有47只可转债的评级被下调，其中，二季度即有40只，三季度有3只。
其中不乏评级连续下调者，比如岭南转债，其评级自2月7日由“A”下调至“A-”后，在3月、5月、7月及8月被下调了7次，8月15日的最新评级已经降至“C”。
下跌也意味着机会。用兴业证券固收团队的话说，上述现象(零星违约和少数评级下调)导致“整个市场资质预期的下降”。
在他们看来，转债当前定价包含了悲观预期，平衡型转债的纯债溢价率已经是历史最低水平，偏债转债包含的“违约率”预期则是历史最高水平。
而且，无论是出现违约还是下调评级的可转债数量，对可转债整体数量超500只而言，前者几乎屈指可数，后者占比不到10%。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9日，上交所公募可转债数量为234只、公募余额为4976.12亿元，深交所公募可转债数量为304只、公募余额为2887.56亿元。
压舱石效应
从公募资产配置来看，可转债的投资价值因为信用风险的暴露而被审慎评估，但整体来说，几乎没有减持。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二季度末，公募所持可转债市值2761亿元，环比增长1.53%，其在公募所持债券资产中的占比仅下降0.06个百分点。从二季度来看，公募基金占可转债市场存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是非常重要的机构投资者。
而且，权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季度公募基金加大了债券资产的配置力度，所持债券资产市值由一季度末的1.69万亿元增至1.79万亿元，增长了5.85%，超出所持可转债市值增速4.32个百分点，从而使得后者占比相对下降。
不过，若将周期拉长则会发现，自2018年以来，公募对可转债的配置整体上呈增配趋势。
数据显示，2018年的四个季度中，可转债只占到公募所持债券市值的0.68%-0.84%之间，2019年则位于1.00%至1.30%的水平，2020年位于1.27%至1.80%的水平，2021年位于1.59%至2.05%的水平，2022年位于1.87%至2.05%的水平，2023年已经位于1.98%至2.12%的水平。
至于这种增配趋势是否会在今年打破，有待进一步观察。
华富弘鑫基金经理张惠在二季报中展望三季度时写道：“6月下跌后转债的信用违约率定价处于历史高位，低价券定价水平处于不合理区间，未来随着转债市场流动性恢复，理性定价或将逐步回归……从中期维度看，可转债资产胜率较大。”
华富弘鑫是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属于权益类产品，其二季度末有70%的资产配置了债券，其中，可转债占比接近3成，一季度末则有86%的资产配置了债券，其中，可转债占比接近六成。
调整产品结构
不过，正是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以及所持可转债的行业结构，公募基金稳住了可转债的配置水平，发挥了“压舱石”的效用。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可转债的配置主力主要是二级混合债券基金、一级混合债券基金以及偏债混合型基金，二季度所持可转债市值分别为1490亿元、644亿元及280亿元，分别占到公募所持可转债市值的53.97%、23.31%、10.16%，合计占到87.43%。
其中，一级混合债券基金是增持主力，其持仓市值环比提高了12.02%，所占权重则提高了2.18个百分点。二级混合债券基金及偏债混合型基金则略有减持。
除了一级混合债券基金，中长期纯债基金也是增配主力，期末持仓市值139亿元，环比增长46.39%，其在公募所持可转债市值中的权重则由一季度末的3.49%升至5.03%，提高了1.54个百分点。
其他类型基金，比如偏股混合型基金、普通股票型、FOF及债指基金等，二季度对可转债的配置水平变动不大。
可转债主题基金(名称含“可转债”)也是当仁不让的增持主力，其所持可转债市值由一季度末的378亿元增至500亿元，增长32.28%，非主题基金所持市值由2342亿元降至2261亿元，下降3.46%。
按照正股所属行业分类来看，二季末公募重仓持有的可转债市值(2593亿元)中，银行、电力设备及电子行业的权重排在前三，分别为28.86%、10.26%和6.88%。
从权重变化上看，二季度公募主要加大了银行、电子、电力设备、汽车及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可转债配置，这些行业期末所占权重分别较一季末提高0.22个、0.49个、0.30个、0.39个及0.21个百分点，同时减配了农林牧渔、非银金融、建筑装饰、石油石化、机械设备等行业，后者同期权重分别下降了0.41个、0.49个、0.21个、0.18个及0.19个百分点。
截至二季度末，公募持仓市值排在前三的可转债是浦发转债、兴业转债及南银转债，分别为154亿元、138亿元及84亿元，皆属于银行业。
站在基金管理人的角度看，二季度末持有可转债的公募机构有147家，较一季末减少4家。
包括贝莱德、东方阿尔法、蜂巢、尚正及易米基金在内，有5家公募机构在二季度清仓了可转债，同时也有一家机构即施罗德基金开始布局该类资产。
截至二季度末，所持可转债市值排在前三的公募机构是易方达、博时和安信基金，分别占公募所持市值的13.42%、7.60%和6.50%。其中股票质押类信托，易方达及安信基金所持市值环比分别下降3.12%和14.57%，博时则逆势增长31.87%。